李恒昌（山东）
以诗为碑，镌百年国殇于民族骨血；以笔为锋，书万里复兴于时代长空。晨曦刊发于《中国作家》的《安魂曲》(2026年第一期)是一部以诗歌形式搭建起的一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
诗人以“九三”抗战胜利日的国家盛典与“五三”济南惨案的民族血泪为经纬坐标，将历史记忆、个体感怀与时代精神编织成一个脉络清晰的有机整体。这首诗不止是对一段惨痛历史的追忆与祭奠，更以高度自觉的诗学范式，对民族集体记忆展开深刻勘探、创造性重构与时代性赋形。
它超越了单纯的纪念与控诉，凭借精密的意象建构、立体的时空叙事和深沉的情感变奏，最终将历史的沉重伤口，淬炼为一座昭示未来的、“会开花的诗性的纪念碑”。
历史创伤的诗学重构：从宏观史述到微观“体感”的深度转化
在书写“五三惨案”这一核心历史事件时，诗人摒弃了史志式的全景铺陈与线性叙述，转而展开一场诗学层面的精神挖掘。其创作目的并非复原事件的完整始末，而是捕捉历史在民族心灵与土地肌理上刻下的、最具震颤力的印记。
诗歌巧妙地将宏大的历史悲剧，凝结为一系列尖锐具体的身体意象与物质残痕，让抽象的民族苦难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个体体验。
外交官蔡公时的殉难场景，被拆解为“眼镜折射出的寒光”“（被割去）的舌尖，仍在风中抽搐”“右耳坠入青砖的伤口，绞合成会呐喊的青苔”等经典意象。
在这里，受创的器官脱离了肉体的依附，转化为独立的精神存在与历史见证——“抽搐的舌尖”是未竟的抗争呐喊，“呐喊的青苔”是沉默土地里持续生长的控诉。
眼镜、领带、钢笔这些象征文明与尊严的物件，在与野蛮暴力的对抗中被摧毁，而其碎片本身却成为不屈精神的载体。
这种“身体的物化”与“物的生命化”的艺术处理，让个体的牺牲超越了生物性死亡的范畴，升华为一种铭刻于时空深处的象征性存在，永远昭示着民族精神的坚不可摧。
更具价值的是，诗人的笔触从英雄叙事坚定地延伸至更广阔的民间受难图景。“母亲以乳房堵住枪眼的时刻”“（幼童）糖霜未融就跌入血泊”“（水井）以鲜活的生命填满，血水竟溢出井口”，这些意象直击人类最基础的伦理与情感底线——母爱、童真与生命尊严。平民的苦难以最原始、最不加修饰的生理与伦常场景呈现，使得历史创伤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数字与文字，而成为读者可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通过这种书写策略，诗歌成功将历史记忆从档案馆的“文献记载”，转化为浸润在土地、泉水和城市纹理中的“体感记忆”。它召唤读者摒弃理性层面的旁观认知，以全部感官与心灵去“触摸”历史的冰冷与灼热，从而在灵魂深处建立起与历史的鲜活连接，构成对历史虚无主义与遗忘机制最有力的诗学抵抗。
双重时空的叙事智慧：“互渗、映照与对话”的立体建构
全诗最突出的艺术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时空互渗、古今同频的复调叙事结构。
诗歌开篇锚定“2025年9月3日正午时分”的九三阅兵盛典，阳光、战旗、大国重器共同构筑起一个充满力量与秩序的现实图景。而这一辉煌的当下场景，并未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电脑屏幕”这一现代媒介，瞬间化作一道穿透历史屏障的视窗，直抵“1928年5月3日”那个“被枪炮撕裂的血色黎明”。
诗人并未止步于简单的今昔对比，而是致力于营造两个时空之间持续不断的意象对流与意义互渗。当“我指尖抚过泉城路，仅存的半截布满弹孔的城墙”，触到的“石缝里渗出的不是风，是1928年的日语，带着刺刀的凉”。
此处的感官发生了奇异而精妙的置换：触觉感知的“风”，被置换为历史的声音（日语）与温度感（刺刀的凉），让抽象的时间获得了具体可感的物质形态与侵略性温度。
这一书写精准地揭示出，历史的暴力并未随时间消散，它仍沉淀在城市的物质肌理中，伺机与当下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更具创造性的是，诗人将当代的科技意象与强国符号，设定为承载和处理历史记忆的容器与工具。
“六千枚‘二维码’被量子计算机，重新编译成国防方程组的参数”“所有伤口都成为数据接口”“历史的长河——济南之殇/已被编码成新时代最坚固的盾牌”，这些诗句绝非生硬的科技元素嫁接，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时代隐喻。
其内核在于，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民族的历史创伤不再仅仅是一种需要背负的悲情包袱，它更是一种被反复解码、精密分析，并最终内化为驱动国家成长与安全建构的核心战略资源。
历史之“殇”与强国之“盾”在此形成辩证统一：过去的苦难，是今日强盛的来路；今日的强盛，是对过去苦难的最好回应。
过去与现在，不再是线性流逝的前后承接关系，而是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相互阐释的意义空间——当下的强盛因历史的屈辱而显得格外珍贵与必然，历史的亡魂因当下的告慰而得以安息，并持续为民族前行注入精神力量。
安魂曲的双重变奏：从沉郁祭奠到昂扬新生的精神交响
作为一首以“安魂”为名的诗作，诗歌精准驾驭了哀悼与重生、沉郁与昂扬的复杂情感基调，谱写出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族精神交响乐。
第一乐章是沉郁悲怆的精神祭奠仪式。诗人以近乎冷峻的笔触，直面暴行的惨烈：“掏出的心脏，在侵略者食人宴上痉挛”“乳汁凝结铅灰碑文”。
这些意象以极致的惨烈与牺牲的神圣感，构建起一场庄严的文学祭礼。它既是对死难者个体生命的追挽，更是对整个民族所受创痛的集体招魂。
通过对暴行细节不加回避的呈现，诗歌完成了对侵略罪行的永恒道德审判，将民族的悲愤情感凝聚、提纯，转化为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让这段历史永远成为镌刻在民族骨血中的警示。
第二乐章是铿锵昂扬的民族重生宣言。情感的河流在积郁中奔涌，最终冲破堤岸，转向开阔与强健。
“山东舰正劈开深蓝的浪涛，傲视群雄”“歼-20编队的航迹灯划破天际/织就密不透风的空中盾牌”“北斗系统咬合1928年的雨夜坐标”，这些充满现代力量感的意象群，并非孤立的强国赞歌，而是对第一乐章历史伤痛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
诗人巧妙地以“一位中国当代军人”的身份，向历史中的英灵发出跨越时空的“回信”：“外交官先生，请查收这封一位中国当代军人的回信/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已成为历史”。
这声宣告掷地有声，不仅是对先烈的告慰，更完成了从历史受难者到时代捍卫者的身份接力与精神传承。
至此，“安魂曲”的完整意义得以彰显：它既为逝者安魂，让那些不屈的灵魂在民族复兴的宏图中获得终极慰藉；更为生者铸魂，将历史的血泪教训与先烈的未竟之志，淬炼为当代及后世子孙坚定不移的集体意志、身份认同与开拓勇气。
诗歌结尾处“神州大地，天翻地覆，换了人间”的慨叹，因其植根于全诗具体而微的伤痛记忆与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彻底脱离了口号式的空洞，获得了史诗般的厚重、确凿与磅礴力量。
历史的伤口里长出不屈的脊梁，时代的荣光中安放先烈的忠魂。《安魂曲》是一部融历史沉思的深度、诗学实验的锐度与时代精神的温度于一体的力作。它凭借精湛的意象蒙太奇手法、时空互渗的立体叙事结构，以及哀悼与重生双重变奏的情感脉络，成功将“五三惨案”这一地方性历史事件，提炼并升华为关乎中华民族命运转折与精神成长的宏大象征叙事。
这首诗以庄严而富有创造力的诗学实践昭示世人：真正的历史记忆，绝非静止于过去的凝固疤痕，而是一条流动的、可被不断解读、对话并注入新活力的精神长河。铭记历史，其终极目的不在于咀嚼苦难或延续仇恨，而在于通过对“我们何以跌倒”的深刻反思，获取关于“我们将去向何方”的智慧与力量。
《安魂曲》正是这样一次成功的诗学航行，它从历史的血色港口出发，穿越百年的时空浪潮，最终驶向了民族精神重构与未来身份确认的广阔海域。这既是其作为诗歌文本的艺术成就，亦是其贡献于时代的宝贵精神价值。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