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庆胜 许庆俊
诗歌创作太需要灵感了，而这样的记载与诗坛佳话也是比比皆是的，比如杰出大诗人郭沫若先生写《地球，我的母亲》时的具体场景就是这样的：灵感和写作冲动一来，他就从当时日本的阅览室里突然离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脱光了脚来回疯跑，并趴下亲吻大地，他彻底把大地当作了自己的母亲！外人若见了，必定说他是疯子！但从诗歌文学专业术语定位，这就是诗歌文学的非凡创造素质的具体呈现！没有这种素质还创作不出优秀诗歌作品来呢！这是人在支配灵感？还是灵感在支配人？！对于这种诗歌创作情状我们一直很理解，因为我们多少存有这方面的点滴直接经验的：诗歌文学创作达到一定程度，往往会使创作者的生理器官跟着发生变化，像饥饿样的有了依赖性，自身的生物钟已自然地排上了这项工作，到了那个时段你不创作，你的整个身心都会难受，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大凡诗歌创作痴迷到一定程度者，大概都会有如此的同感吧？现在读完杰出诗人王爱红先生的《诗》，他对诗歌灵感的具体描述，刹那间引起了我们的强烈灵感共鸣。
在王爱红诗集《感动自己》191页具体诗作《诗》里，他这样间接描述“灵感”的模样：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想抓但没有紧紧抓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诗”“梦中醒来\记忆犹新\一部分回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诗”（见诗集《感动自己》19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2016年5月第1次印刷）这就是王爱红亲身感受到的“灵感”一幕幕！对于没有诗歌文学嗜好的普通社会个体而言，这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优秀诗人他（她）们来讲，就不能算作普普通通，就不能算作无关紧！这就是灵感来临与来到时的具体模样，什么模样？突发性！按中国著作权协会副会长、作家王子君的说法，即为：“‘灵感’就是突然而至的思维冲动感觉。”，对此王子君又说：“我猛然醒悟，我们在课本里读诗，诗原来就是这么写出来的，……”（见散文集《一个人的纸屋》331页）于是，“后来我读到舒婷、北岛、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作品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表姐即兴而作的几句诗”（见散文集《一个人的纸屋》331页）。看来，这是写作的一种永恒规律，并有许多新旧文学事实就是这样如此这般地在不断而频繁地佐证着的。
诗歌文学的这种灵感“突发性”的确令人猝不及防！恰如诗人王爱红写到的“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想抓但没有紧紧抓住”！王子君曾深有体会地这样描述：“年轻时只要有灵感半夜起来摸黑也能写下初稿或段落，但现在不行了，脑海里有想法，若不立马记下来，可能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见散文集《一个人的纸屋》336页）这可能就是王爱红描述的其中一种：“梦中醒来\记忆犹新\一部分回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诗”！（见诗集《感动自己》19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2016年5月第1次印刷）这是实实在在的诗歌文学事实，正是因为如此，大作家、文学大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茅盾先生是这样嘱咐的，要时刻准备一个小铅笔一块小纸，有了灵感马上记下来，否则就会白白消失了，很是可惜。具体话语，茅盾先生生前是这样谆谆教诲诗人作家们的：“时时带着一支小铅笔，一页纸，随时记下来。”看来茅盾先生曾经有过突然来了灵感，因为没有带纸笔，以至最终无法记录，从而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与遗憾！因为这“灵感”对于诗人作家来说，价值太重要了！我们开篇提到的杰出诗人郭沫若写《地球，我的母亲》一幕“疯跑”就不是一般世俗过客所能理解得了的！但对诗人作家的创作来说，这很正常！所以瑞士大文学评论家荣格就这样界定过：“人并不支配情绪（也可以叫作灵感——笔者注），而是情绪支配人。”（见《心理学与文学》第21页，荣格著，三联书店1987年版），某种程度上说，荣格的所谓的确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的，比如上面《地球，我的母亲》的情绪灵感支配了郭沫若从当时日本的阅览室里突然离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脱光了脚来回“疯跑”，并趴下亲吻大地，他彻底把大地当作了自己的母亲了！由此追本溯源，这肯定与荣格他自身的创作“灵感”实践体验有关，否则聪明的他也不会这么公开地斩钉截铁地对外界透露这一可能会引起误解的“草率”信息。看来“灵感”曾经相当强烈地支配过荣格，以至于产生在他本人头脑里的“灵感”，“他”自己都说了不算了！恰如诗人王爱红的“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想抓但没有紧紧抓住”！王爱红自己也说了不算了！真是奇异而又令人费解！是真的费解吗？这样“草率”的界定还是具有相当抽象的嫌疑的，没有吃透《心理学》的文化个体肯定反问，反问的其中一句话可能就把我们的推论彻底推翻：“情绪（也可以叫作灵感——笔者注）支配人？胡扯，我想的时候，才有情绪，我不想了，情绪就没有了，就消失了，还是我支配情绪！”这就是我在上段点明题意“可能会引起误解的”早已前置预设考虑的主要根本。你甭说，这一句反问还是具有相当的回击杀伤力度的，如果知识储备欠缺和实践经验单薄，被一下子堵上，你还真的可能会刹那间呆怔起来，连话都会忘了怎么说了。这句反问有没有道理？合理不合理？首先得承认，这句反问不无道理，道理还相当硬挣！对啊，灵感是我自己的，我想才有，我不想了不就没有了吗，我的中枢神经说了算！但是话还要一分为二地说得好，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作“情不自禁”，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灵感“情绪”有时候是不能“自禁”的，也就是说你自己有时候就说了不算！恰如诗人王爱红的“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想抓但没有紧紧抓住”就属于王爱红自己说了不算！那属于“下意识”的范畴，就是弗洛伊德三个意识之中的那个“潜意识”，这个“下意识”“潜意识”有时候中枢神经就对它们忙不过来，难以掌控它们。作家钱刚曾创作过很出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里面写到有人在地震后手中攥着一只鹅的脖颈在乱石堆中呆站着，不知道干什么好！按说地震了，该去救人救亲属啊，但是他只攥着鹅的脖颈呆站着，那就是惊吓惊恐而产生的“下意识”举动，他的中枢神经由于惊恐惊吓不做主了，也就是说了不算了！这种特殊情态也可以叫作“情不自禁”。看来主要原因还与“情绪”的大小、形状、力度等等因素以及现场主体的承受程度有关！这个攥鹅的人就属于“承受不住”“惊恐情绪”的那一种，他的中枢神经彻底倒塌了，说了不算了，被“惊恐情绪”支配了！再如那些因“惊恐”而精神失常的疯人就更是如此！我们这些“多余”的话就是针对上面那个“反问”而来的，有没有道理？道理充分不充分？我们各自心里的知识积淀与素质打造最清楚。我们想论证的就是荣格的“人并不支配情绪（也可以叫作灵感——笔者注），而是情绪支配人”的所谓在“某种程度上说”有没有他存在的部分合理性？看来这部分合理性是存在的；当然荣格如果把“情绪（也可以叫作灵感——笔者注）支配人”绝对化，其学术缺陷就很明显了。那只能说荣格的“创作审美心境”已强大到他自己说了不算，只能无可奈何地受其支配了，但不能包括其他不痴迷创作的个体，人家也不会愿意的，比如上面的那个“反问”！
对此种突发性灵感，荣格还说过另一句话：“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动力，它抓住一个人（即诗人作家——笔者注），使他成为它的工具……（他已）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自己实现艺术目的的人。”这种活动“无情地奴役艺术家去完成自己的作品，甚至不惜牺牲其健康和普通人的幸福。艺术家只是艺术作品实现的工具，他必须服从艺术的调遣。”（《荣格文集》卷十五，第101页，第75页）。一个诗人作家艺术家——这个活着的人只是“工具”，一个活着的人必须服从艺术的“调遣”，就已经更充分地说明问题了：对于真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来说，有时的确是艺术在真的支配人啊！比如这种情绪灵感已经支配王爱红直接创作出具体诗歌作品《诗》了！很显然，这“无情地奴役艺术家去完成自己的作品，甚至不惜牺牲其健康和普通人的幸福。艺术家只是艺术作品实现的工具，他必须服从艺术的调遣。”（《荣格文集》卷十五，第101页，第75页）的艺术经验肯定是荣格经过一生的文学研究，研究客观存在的其他杰出诗人作家的创作经验，更重要的还是荣格自己的写作经验而得出的这个伟大的结论：是艺术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艺术！看似没有情感抽象的艺术，它直观的只是一个“物”如一本书，一部小说，根本没有像人一样的知觉，但是它却“无情地奴役艺术家去完成自己的作品，甚至不惜牺牲其健康和普通人的幸福。艺术家只是艺术作品实现的工具，他必须服从艺术的调遣”，恰如王爱红必须服从诗歌《诗》的调遣而必须创作出《诗》来一样！
就一般社会个体看,这太匪夷所思了，但是就诗人作家、文艺研究家内行而言：很正常！否则不进入这种痴迷的创作状态，怎能全身心地投入？又怎能创作出优秀诗歌作品？但对这种微妙诗歌灵感的具体诗化，古今中外的众多典籍中还真的不多见，王爱红以他貌似散漫的执着态度进行了诗化，不失为一种诗歌文学高尚行为，应该值得学习和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