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没上过学，认的字都是扫盲班夜校学的，但是他喜欢听新闻看报纸，连我拿回家的小说、散文也拿起来翻看翻看。那天晚上，他对我说你得给你奶奶写篇文章。
其实小时候我就知道，我奶奶不稀罕我，她谁都不稀罕，看谁都不争气。她嘴角有一个大痦子，我怕她，总躲着走。她一生只有一张照片，就是闹日本的时候拍的“良民证”。到现在我都无法拼凑成记忆里那张照片，无法把饿死也不偷的骨气，据理力争的勇气和那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将近一米七五的魁梧身形融合到一起。
但是，我奶奶就是这样！
我奶奶，民国十七年出生。她是从旧社会凭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走过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嫁到我们家，遇到我爷爷那样一个老实憨厚几近木讷的“爷们儿”，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一辈子。在村人眼里，我爷爷就是一个窝囊佬，事出无奈，那个年月抛头露面的事都砸在我奶奶头上。
那年月的日子像大清河的水，浑浊里藏着急流。1953年7月，文安洼连降大雨七天七夜，清河水位暴涨，大田沥涝。1954年春冰开裂，刚刚“反冻河”，县政府部署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村划归狼虎庙大乡，我家入社之后仅留了一块祖田，位于大寺庄村西北角和巩寇侯村相邻的巩家洼。
一日，爷爷听西头人说，俺家地里落水出了“墓框”（就是明代六十花甲子时，囚老人的地窖），巩寇侯村的侯老三用大马车拉走了八车大青砖呢。后半晌喝粥的时候，爷爷吸溜几口稀粥，筷子头颤巍巍的夹着腌菜条的时候顺嘴说了此事。一家子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再看奶奶，把碗一撂，筷子一摔：“别喝粥了，找他去！”她的声音像砸在石板上的石子。爷爷直直眼，喉结在干瘪的脖颈里滚了滚：“得了吧……人家刨出来的……”说着又吸溜一口。
话音未落，奶奶已掖好大襟，银簪子在鬓边闪了闪，三寸金莲踩着土炕沿儿下了地，"戳戳" 的脚步声像小鼓点，往院门去了。先找村大队，再找到狼虎庙乡。奶奶说话不急不慌，把理儿掰得比秫秸秆还直，见了村支书说 "地是祖宗留下的"，见了乡干部道 "新社会得讲公道"。村干部说，人儿不是咱村的，咱怎么管？乡干部说，入社的地咱社里管，没入社的地你们自个处理。奶奶一听，心里起了急，转身就要往巩寇侯村找侯老三打架。却被村里几个人拦下，劝道：“老嫂别急，乡里管不了去县里啊！咱新政府了，还怕没说理的地方？”
从那天起，奶奶就走上了打官司告状的路。
我奶奶经常是清晨起来，揣上个棒子面饼子就动身，步下辇十八里走到县城，傍黑再往回走十八里，可怜见的一双小脚啊，这得有多么狠的心啊。蓝布大襟衫被风吹成鼓胀的帆，衬着近一米七五的身量，倒像是旷野里一株倔强的白杨树。
她不识字，却记得每一句话，每一条理。不知道政府在哪，也不知道找谁，两眼一抹黑。县城北关城隍庙前迷了路，靠着城墙根坐了半晌，日头把石板晒得发烫，她啃口自带的干粮，看见墙缝里长着株蒲公英，那黄花开得那么顽强娇艳。她打听到一个远房亲戚，求人家带路去见官。风里来雨里去，三个多月过去了，日头把奶奶的颧骨晒成酱色。一天磨破了脚，十天磨破了鞋，她袖口磨出的毛边在秋风里抖，说到激动处，那双小脚在青砖地上跺得 "咚咚" 响。直到一天，一位县里干部听她陈述，眉头紧锁，心想这老太太嘴茬子真厉害。最终点头，批复案件。
我奶奶赢了官司！
看着侯老三一车车把大青砖给俺家拉进村，卸到大门口。我奶奶眼角泛着泪光，却挺直了腰杆，大声说，谁欺负老实人也不行！
1960年，大饥荒席卷全国，村里人人面黄肌瘦。我奶奶带着五个儿女打野菜、剥树皮、刨地梨，晒苲菜，撸草籽。一家人饿得皮包着骨头，贴着墙根走路，奶奶昏死在地梨坑好几回。十二岁的三叔偷吃半个窝窝头，被奶奶撕破了嘴。她说，饿死喽也不落个偷的毛病。一家七口人不偷不抢，硬是扛着，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那一年，奶奶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她的坚韧如老树盘根，深深扎在苦难的土壤中。她教会儿女们，尊严比生命更重，骨气是穷人的最后防线。岁月如刀，割不断她的信念，风雨如磐，压不垮她的脊梁。
一眨眼功夫，奶奶没有了，爷爷没有了，这个家族却强大起来。每逢清明上坟，我总看见坟头的草在风里摇，像极了当年她站在村口时，蓝布衫子在风里摇的模样。我想这文安洼的土地上，总有些东西比河水更长久，比如奶奶踩在泥地里的脚印，比如那些年她顶着日头去打官司时，路边盛开的蒲公英。
有时候，我真愿意奶奶还在，希望爷爷还在。让他们看看儿孙满堂，看看楼房大院子，看看车水马龙，看看丰收的粮食，看看现在幸福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