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庆胜 亓玉玲
人生在世，总难免遇到理想、前途、价值观等人生问题，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社会群体的思考。人们在对这些问题思考的或同或异的过程中，不仅会形成具体问题的具体看法，而且也会形成关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等根本问题的一般看法，并且由此确立对待人生的根本态度，这些就属于人生观的范畴。所谓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实际上，人生观是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具有的，只不过有的人意识到，有的人没有意识到，有的人的人生观科学正确，而有的人的人生观错误荒诞罢了。诗人、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就基本呈现于他（她）们的具体诗歌作品中，读者通过具体阅读诗句就能感知出。读了王爱红的《触摸韶山》《烈士：杨靖宇》《烈士：刘胡兰》，感到他的革命英雄主义价值观极为高昂和珍贵，是完完全全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积极价值观。
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不同，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属性不同，政治地位不同，生活经历和境遇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人生观。享乐主义人生观，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满足人的生理本能的需要，实现物质享受的需要欲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今朝有酒今朝醉”等就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典型概括。悲观主义（或厌世主义）人生观，是剥削阶级处于没落和危机时期的消极悲观，无可奈何的绝望情绪，他们以为，人生充满了矛盾和烦恼，世界是个苦海，生活毫无乐趣，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面对人生，得过且过，乃至厌世轻生。实用主义人生观，认为宇宙的一切都同人类生活的“好处和目的”相联系，毫无规律和客观真理可言，因此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服从个人意志和主观愿望，“方便”和“有用”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拜金主义人生观，认为“金钱万能”，追求金钱是人生最高目的，把金钱作为衡量人生的价值尺度。以上这些人生观都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利己为轴心来规划人生，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其思维方法，反映了个人的或阶级的狭隘私利，都是消极、没落、低劣的道德境界。就诗人、作家而言，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便有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诗人、作家的艺术观和世界观人生观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缺乏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往往缺乏正确的艺术观点，只有在世界观人生观中有进步的因素，才能有正确的艺术观点。艺术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对社会生活既不能真正认识，对于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就难于有真正的理解。例如法国十九世纪曾经名噪一时的诗人沙多勃利昂，原是保皇党人，曾任复辟政府大臣，而他作为文人在当时那么有名，如马克思所说：“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与沙多勃利昂相反，诗人王爱红坚持积极进取的科学世界观与人生观，对英雄主义高尚价值观的认同与膜拜极为真切高昂，因而在其诗歌中，几乎一点也没有颓废的哀叹！这就是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了一起！他颂唱伟人——人民群众的领袖毛主席就是这种崇高意识体现：“韶山——\在人民的心头耸立起来”“让一颗心和千万颗心一样\叠印在千重稻菽里”“在伟人的故居里\我仿佛不是一位站客\我站着，莫不是想\从这里起步”（见《触摸韶山》），并从自我的维度深入思考自己的人生与奋斗方向，那就是于韶山吸取无穷的人民群众力量“从这里起步”，去开拓更灿烂辉煌的未来！
而对人民群众的楷模与壮烈牺牲的英雄们更是崇拜有加：“一道闪电，几声霹雳\这就是杨靖宇将军射向敌人的最后的枪声”“有谁能够想到树皮\草根和棉絮所包容的艰苦的岁月\让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节节败退”（《烈士：杨靖宇》）。“永远的十六岁\伟大和光荣的十六岁\十六岁的花季\散发着怎样的馨香”“是怎样的生，怎样的死\生命是这样年轻，这样灿烂”（《烈士：刘胡兰》）等等。人民是什么？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整个社会的主体，是属于无产者的代表，永远与一切有产阶级对立和对抗！人民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我们诗歌的思想倾向性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高声颂扬他们，就必须焕发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与一切和人民背道而驰的观念、行为做坚决的对抗和斗争。一切统治阶级的人生观与文艺观，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反映，理论基础都是历史唯心主义，人生目的都是“为自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这些人生观文艺观的核心。作为意识形态的诗歌文学包含有一定阶级的内容，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具有了或明显或隐蔽或强烈或微弱的阶级性。诗歌文学既然是社会生活在诗人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它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阶级关系，表现出诗人作家的一定的思想倾向，便是必须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歌颂他们，并引导他们与统治阶级的贪婪、腐败作坚决的斗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马克思与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0页），诗歌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自然地不能脱离这个规律，例如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忠、孝、节、义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始终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又如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时期，自由、平等、博爱，也普遍地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诗歌文学作品之中，这也是因为这些思想是那个时代阶级的思想。当时的人民确实被他们蒙骗了，他们还不知晓，所谓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所谓的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平等，所谓的博爱是资产阶级爱资产阶级。人民从来就享受不到所谓的真的自由、真的平等、真的博爱，因此人民群众要在统治阶级的蒙蔽下清醒过来，从有产阶级手里夺回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的特别利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与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54页）。
因此，我们的诗歌必须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王爱红以诗歌唱颂人民英雄领袖毛主席和赞颂为人民群众而牺牲的烈士英雄杨靖宇、刘胡兰就更充分地显现了这一点，从而与当下一切企图代表人民利益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对抗。诗歌就是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为人民谋取利益作为诗歌言论和行为宗旨，把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判断诗歌价值取向的尺度与标准，要热爱人民，并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无产者的感情，甘当人民群众欲发所未发的代言人。这一点，诗人王爱红无疑走在了前面，但愿更多的诗人都像诗人王爱红一样，能够融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去，那将是诗歌的大幸，人民的大幸，中华民族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