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光 增
朱勇毅
从偏远的鲁北乡野阳信县，到山水相映的泉城，一路又到了人流如织、高厦林立、华灯闪烁的京都，期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故事多，朋友也多，许多人和事如过眼烟云，随风飘散。也有些人和事令我恋念不已，难以释怀。更有一位朋友与其他朋友有所不同，我们两家住同一小区同一单元，而且楼上楼下，单位办公我俩也是楼上楼下。从相识到相知，“香味”相投，以至于形影不离，朝夕相处。这就是我要介绍的朋友--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朱勇毅。
说起朱勇毅，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热情，性格豪爽，做事大度，善结人缘。上至部长、司长，下至保洁、门岗，只要与他有了接触，都愿与他成为朋友。
1965年农历六月初七，朱勇毅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新市镇（原济阳县江店乡）曹冢子村。据传，曹冢子村的来历是因为这里曾有三国曹魏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七十二疑冢之一的衣冠冢。不过这个有着近千人口的村子没有一家姓曹，基本是一姓村一徐姓，而朱姓是这个村唯一的“杂姓”。朱勇毅兄妹七人，他排行老三，六个兄长之下最小的一个是妹妹。俗话说“坏三坏三，揭瓦扔转”。“坏”自然是大人们对孩子的喜爱与调侃，但是那种上树掏鸟，捅马蜂窝之类的调皮事儿，他没少干过。不过那种调皮、机灵劲，也着实令人刮目相看。1973年秋季，朱勇毅进入本村小学，尽管他的年龄是最小的，但到了上学读书的事上，他却从毫不马虎。还是把调皮劲用在了学习上。那时，父亲是村里支部书记，晚上经常去大队部开会，母亲则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朱勇毅就搬个凳子陪着母亲，伏在灯下看书学习。因为勤奋好学，从小学到初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然而，一个无可逆转的变故，却让朱勇毅失去了继续学业的机会。1978年秋季，朱勇毅在红庙中心学校读书，即将由初一升初二年级时，赶上教育学制改革，初中由二年制向三年制过度。按照自愿原则，学生可以自行选报就读两年制或是三年制的初中阶段，朱勇毅在班里年龄最小，他选择了读三年制初中。不巧的是，1979年又开始了大规模合班并校，他所在的红庙中学要撤并到江店中学。不管是二年制的，还是三年制的，他们这批在校生在学校撤并前一律在原校按两年制就地毕业。结果，应该在初三开设的化学课，朱勇毅一天也没上，糊里糊涂的初中毕业了。尽管如此，朱勇毅还是凭着自己的综合成绩，考上了济阳县第七中学的高中部。高中住校，朱勇毅学习还是那股劲，晚上下自习后，点起煤油灯继续学习两个小时。
麻烦的是，由于初中改制，朱勇毅没有学过化学课，到了高中上化学课感觉特别吃力，甚至影响到其他课业。更麻烦的是，朱勇毅在刚升入高中二年级时，教育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他所在的济阳七中又要撤并到县直高中。加之农村分田到户，老师忙于责任田劳作，对学生学习也疏于管理，也令他对继续上学失去了信心。1981年10月，读了一年零一个月高中的朱勇毅，背着家人报名当了兵。
朱勇毅入伍时刚满十七岁。那时参军对年龄的要求不太严格，填了表结果就稀里糊涂当了兵，他先后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北京武警部队服役。身在部队，朱勇毅没有忘记在学校学习的事。他让哥哥把他初中、高中的书都寄到部队，自己则在业余时间继续自学。为的是日后有机会报考军校。1984年，他有了报考军校的资格，初选考试成绩入围全团前60名，但因名额所限还是没有被录取。朱勇毅感觉到，由于自己“化学课”缺失导致的严重偏科，要想在考试总成绩上提升太难了。那时他负责管理班里《解放军报》《战友报》两份报纸，从读报、剪报开始，逐渐对文字写作产生了兴趣。主动帮着连队出出板报，有时还写个“豆腐块”、“火柴盒”练练笔，往报纸上投投稿。这年9月，朱勇毅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一则北京民治新闻学院的新闻专业招生广告，而且还是业余班，于是他偷偷报了名。因为事先没有向连队领导请示，结果被连长卡住，不同意他外出参加学习！这怎么行啊？80块钱的学费都是他从每月七块五毛钱的津贴中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再说，考军校之路已经基本堵住，这个唯一进步提高上升的机会不能再丧失掉。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记者专访老报人顾执中先生谈改革开放的文章，而这位顾执中先生正是创办北京民治新闻学院的校长。于是，异常苦闷、走投无路的朱勇毅上门找到顾执中先生，先生仔细听了朱勇毅的述说，又看他求学心切，是位血气方刚、积极上进的好青年，便安慰他说：“这样吧，我给你们部队领导写封信试试”。朱勇毅拿着顾执中先生的信，还拿着《北京晚报》记者专访顾执中先生文章的报纸，越级直接找到营教导员戚玉桥，教导员看了报纸，又看完顾执中先生的信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是件好事，况且部队也非常缺乏宣传人才。现在我们部队也正要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营里全力支持。不但支持你，也要借此机会号召大家都要在工作、训练之余，学好一技之长”。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朱勇毅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一天的训练、值班、活动结束后，朱勇毅就去北京民治新闻学院上课。回到部队往往就到10点多了，战友们替他带回的饭菜，他草草吃下就休息。
部队营房大通铺顶头靠边有一个小房间，一般作为小库房用。经领导批准，这间小屋便成了朱勇毅学习的自习室。民治新闻学院不上课时，每当晚上九点半的熄灯铃响过之后，其他战友休息了，唯独朱勇毅在自习室学习到晚上11点，才蹑手蹑脚回到宿舍休息。为了不打扰战友休息，朱勇毅还请示排长与战友换了床位，住到最靠门口的一侧。
说到北京民治新闻学院和校长顾执中先生，还需多说几句。顾执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1898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1926年东吴大学肄业后任上海《新闻报》采访部主任。他在采编工作之余，致力新闻教育事业，1928年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学院并任院长。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及“一二·八”、“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他都深入实地采访。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顾执中被汪伪政权通缉，后转赴缅甸仰光编办侨报继续宣传抗日。1942年他又在重庆创办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46年到1954年在上海续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大部分毕业生都投身了新闻工作。1954年顾执中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受改革开放大潮的激发，顾执中又与他早年的学生一道，于1983年、1985年在重庆、北京分别恢复了民治新闻学院，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开办民办院校的先行者。毫无疑问，顾执中先生致力于新闻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是国内大有影响的现代新闻教育家。
正因顾执中先生和他创办的北京民治新闻学院的社会影响力，一些新闻界的专家也被他请来亲自授课，当时来北京民治新闻学院授课的老师就有：杜导正（新闻出版出版署署长）、杨兆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伟光（中央电视台台长）、范荣康（人民日报副总编，原名梁达）、刘宾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世平（人民日报采访部主任）、戈扬（新观察杂志总编）、张慧清（人民出版社社长）、洪民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林凤生（新闻出版出版署报业局局长）以及著名主持人陈铎、赵忠祥、红云等。在这个被视为改革开放后新生事物的中国第一所民办新闻专业大学里，朱勇毅有幸遇见上述新闻界“大家”名人，受到高人指教。
年初，由于部队异地穿梭训练，朱勇毅在新闻学院的学习临时终止。直到当年9月才随下一届学员继续学习。
到了10月，朱勇毅五年的军旅生涯后结束，就意味着要复员回家，就要重复父辈的老路。在即将复员的最后半年里，朱勇毅脑海里波涛汹涌，斗争激烈：这么开放的时代，如此广阔的天地，许多自己认识的朋友都闯出了一片天地，自己就这么沉寂下去？不行，要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解甲也坚决不再归田。于是，他把自己叫了二十几年的名字“朱长利”改为投稿时常用的笔名“朱勇毅”，意为勇敢坚毅，奋勇向前。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干出点名堂来，誓不罢休！
1986年10月到1989年10月这三年时间里，是朱勇毅最刻骨铭心的岁月。
复员后的朱勇毅，倔强地留在了北京。三年时间里，他几乎天天奔波于单位、学校、住处三点。为了生存，朱勇毅不得不四处打工闯荡，他曾在北京国棉二厂干过异常辛苦的建筑工地架子工，也曾给饭店、餐馆送过蛋白粉，甚至还给宾馆做过车站接客员。为了省钱，开始他借住到大红门一位村民家的废弃房子里：破屋烂墙，还是土炕。又值冬天已近，老式的窗棂上只好张上一块塑料布挡风，晚上还得找些杂草放在灶堂里点燃取暖。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三十里外慈云寺桥东的北京国棉二厂建筑科上班，用辛劳换取每月90元的工资。晚上5点下班，乘公交到菜市口的北京民治新闻学院学习。下课后是九点半，再乘公交车回到住处，到住处往往是晚上11点多。有一次，他感觉似乎病了，实在起不了床，才在房东的帮助下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累的，必须休息一段时间。“那时，我才知道，什么叫累，真能把人累垮！”朱勇毅感叹道。
两个月后，朱勇毅搬到了大红门的华山宾馆去住。与其说是住宾馆，不如说是打第二份工。住不能白住，给朱勇毅的条件是，晚上9点半下课后，直接到北京站去接站。就是拉住旅馆的客人，直到客房拉满为止，干好了还有点提成。拉客经常是到半夜，他记得最晚一次是到了凌晨4点才回宾馆。特别是1989年学潮期间，客人多，他自己住的床位，也被老板卖出过多次。没有办法，他只能到锅炉房支个小铁床凑合。
那段时间里，朱勇毅既经受了夜深严寒苦累的磨难，也遭遇过人性利益的诱惑，还承受了世俗人情的折磨。有一次在北京站接站，他还遇到过一件奇怪的事。在他吆喝着拉客的过程中，发现脚边有一个小包，许久没有人取走，拉开一看，里面竟有三十五元现金。原来，有一个在车站专做“滚包”“掉包”的人在试探他，主动与他套近乎，约他“加盟”。朱勇毅当然不同意，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军人出身，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不干不净的钱不要”！
还有一次深夜在北京站广场拉客，朱勇毅遇到了一同参军已转志愿兵的高中同学，这位同学当时在北京军区招待所开车。虽然都是接站，但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打工游民，另一个是有单位有身份的志愿军人。此时的朱勇毅羞愧难当，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988年的冬天，朱勇毅远在宁夏吴忠市工作的叔伯舅父回山东老家过年，在北京站转车时，遇到了正在拉客的外甥朱勇毅。舅父看到朱勇毅穷困凄惨的样子很是心疼，一个劲地劝他说：“别图在北京这个虚名了，别受这个罪了，赶快回家吧”。
三十年后，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学院院长请他到文化产业园的一家饭店吃饭时，朱勇毅感觉这个地方怎么看着有点眼熟，问了一下门口的保安大叔才知道：这个大型饭店正是由北京国棉二厂的综合楼改建的。趁着去洗手间的过程，他来到楼下，跺着自己亲手垒过的台阶，摸着自己亲手贴过的墙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悲从心来，潸然泪下。
1990年年初，朱勇毅鼓足勇气应聘到国家科委《信息世界》杂志社工作。开始只是从事一些零打碎敲的助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发现他“入道”很快，于是将一些采编岗位的补缺让他去做，应该说，他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一步，是从这里迈出的。从编辑记者，到专刊组组长、广告发行部主任、一直干到社长助理。
1992年，国内有几家媒体《幸福》、《读者文摘》、《信息世界》，曾被美国媒体视为知识产权侵权，并被告上了法庭，结果败诉的山东省妇联的《幸福》杂志无奈更名为《祝您幸福》，兰州的《读者文摘》杂志也更名为《读者》，而唯独《信息世界》杂志在这起这场跨国诉讼中胜诉了，保住了自身的知识产权，可以名正言顺的继续办下去。时已担任报刊广告发行部主任的朱勇毅，建议领导开展《信息世界》报刊宣传系列活动。他提议召开新闻发布会；并牵头组织北京外事职业高中的学生，身披《信息世界》绶带，进行百人游园宣传活动；还组织部分学生参加由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主持的央视经济半小时的“觅知音架金桥”专题访谈，系列活动让全国人民熟悉了《信息世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也让朱勇毅的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第二条还专门播放了这条《信息世界》杂志跨国诉讼胜诉的新闻，随后中央电视台还专题报道了《信息世界》杂志的系列宣传活动。
1994年春天，朱勇毅跳槽来到中国画报出版社，从专题编辑做起，先后任专题组组长、专题编辑部主任，期间策划主编《中国房地产》、《中国博物馆》、《中国畜牧50年》等大型专题画册。其中《中国畜牧50年》获庆祝建国50周年农业部优秀图书称号。
1999年，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专刊部主任李双太获知朱勇毅在报刊专题方面做的很专业，活动策划也有“两把刷子”，专门邀他到《市场报》工作。朱勇毅先后任《批发市场周刊》主编、人民日报社市场信息中心副主任等职务。这期间，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各类市场，掌握了大量的市场信息数据，也对市场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连续组织举办了三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社会反应非常热烈。《市场报》停刊后，朱勇毅又将深受欢迎的《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嫁接到《中国市场》杂志社，每年一届举办得有声有色，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掀起一股股巨浪。
由于《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论坛》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创出了牌子。朱勇毅受邀到中国市场学会工作。朱勇毅先后任中国市场学会批发市场发展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中国市场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期间先后主编《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大全》、《中国商品交易市场指南》、《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手册》、《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年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报告》等大型工具书。受商务部委托，他先后主持起草《商品交易市场等级划分及评定》、《灯具交易市场建设和经营管理规范》、《文化用品交易市场建设和经营管理规范》、《鞋业交易市场建设和经营管理规范》、《农产品交易市场交易行为规范》、《批发商交易行为规范》等十多项国标、部标、地方标准文件。还受北京市商务局、辽宁省商务厅、广州市商务局委托，分别主持起草《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建设指南》等多项课题研究。
2014年，朱勇毅受邀担任商务部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领导小组成员，起草《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绩效评价体系和百家百亿市场绩效评价报告》。并先后多次担任商务部建设司、流通发展司、外贸司等有关商品交易市场转型升级、外贸市场采购试点、市场优化升级等外贸转型基地课题研究的评审专家及评审专家组长等，为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采访即将结束之时，朱勇毅意味深长地说：父母的本意，是让他复员之后，结婚生子，老婆孩子热炕头，本本分分过日子。他没有走父母意愿下的老路，却按照自己设定的规程、目标前行。准确的说，这叫逆行。
的确，朱勇毅毫无疑问是一位逆行者，他走得很艰难很困苦，但也很潇洒很精彩。他一路走来，靠着不自卑不气馁的毅力，靠着敢于挑战、敢于人先、敢于创新的勇气走到了今天。这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我们不能不被这位时代楷模和英雄所叹服！
面对挑战，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勇毅前行，这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奋斗进取的精神品质。我们把这些美好的颂词献给朱勇毅，他名副其实，当之无愧。朱勇毅，一位时代洪流中勇立潮头的先行者，灿烂了自己，激扬了我们这个时代。
朱勇毅（左）与本文作者马光增（右）
2024年8月3日朱勇毅会长（左六）与本报总编张富英（左八）、本文作者马光增（左四）考察沾化海产品市场及冬枣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