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旸
“乡土”是文学中的永恒母题，优秀作家作品建构起的文学地理空间，连缀成丰富广袤的乡土中国。当故乡地标日益为创作输送灵感和素材时，评论界抛出一连串的追问：特色地域经验转化为一再深挖的艺术矿藏时，怎么摆脱仅出于猎奇或贴标签式的奇观书写？如何在呈现一方水土的表情和气息时，从雷同中捕捉表达文学的异质性？
在王安忆看来，故乡特有的地理环境、本土民俗特色，哪怕是别具一格的方言语调，都是作家血液中流淌的文学基因。
方言叙事，迂回之后感知世界的文学方式
从鲁迅的绍兴鲁镇、老舍的北京胡同、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到贾平凹的秦岭商州、莫言的高密、毕飞宇的苏北王家庄、苏童的香椿树街等，这些精神原乡，对作家的成长和塑造起着关键作用。评论家陈思和认为，一个作家与民间的关系，首先就是从语言上来认可的。方言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感知和表达世界的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作家对于语言资源的开发往往要经历迂回的过程，并非 “信手拈来”。写过 《一个人的战争》 《万物花开》等代表作的林白坦言， “小时候羡慕广播电台里的字正腔圆，此前30多年写作生涯都用普通话思维写作”，直到最近两三年，她才开始意识到，普通话作为单一的文学语言不够丰富、甚至有可能对文学多样性造成伤害。
乡土语言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包括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风俗等，彰显出旺盛生命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上海作家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的成功之处，某种程度上正在于他为沪语方言书写的弹性探索打造了样本。必须承认， “把方言筛选改造成文学语言的同时，又保留野蛮原始的 ‘方言力’，这个平衡很难。”林白试过把 “什么”，改写成方言 “乜嘢”，但放到文本里就很怪。作家陈谦也发现，广西话里常见的“友女”，意思接近 “闺蜜”，但要妥帖安置在小说语境中让读者理解却不容易， “只好作罢放弃”。
“写作根据地”不一定偏远蛮荒，而是凝结作家记忆和情感的所在
只有当地域文化的滋养，与写作者的个体经验结实地生长在一起，才能让彼此的言说更为有效，成为文学创造更具持久性的推动力。
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每个人写作要找到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熟悉的地域、物态人情能源源不断提供真材实料，这个 “写作根据地”不一定是偏远蛮荒的山坳，而是凝结作家记忆和情感的地方。“地方性并不是空洞的，它包含了这个地方的经验、语言、记忆。通过文学了解一个地方的风情，认识当地人如何生活，他们灵魂的形状又是如何的，这种写作的地方性意义值得肯定。”谢有顺说，写作在尊重人类已有艺术遗产的基础上，总要再寻找开掘出属于自己的一条细小路径。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山势和语言，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心理情绪，它必然造就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作为技巧和手段的地域，没有理由不被创作者大张旗鼓地打捞起来。
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 “差异性”。也就是说，哪怕是威廉·福克纳所说的 “像邮票大小的故乡”，都值得好好描写，一旦作家的人文地理空间，包含了足够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即使写一辈子，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
